作者:尹韻公 來源:《新聞與寫作》
 
    (尹韻公,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通過系統梳理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包括:意識形態工作是極端重要的工作、堅持黨性人民性的一致與統一、把握輿論引導的藝術性統一:“時、度、效”、必須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牢牢掌握輿論引導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等要點,解讀了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精義要道,從而為新聞傳媒研究者、從業者提供了具有重要價值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習近平;新聞傳播;傳播思想;意識形態;輿論引導工作;人民性
 
    自中國共產黨的十四大以來產生的中央最高領導人中,習近平總書記有著罕見的傳媒經歷和充沛的傳媒熏陶。他曾經在新聞類期刊上發表過很有水平的新聞學術論文,還曾為省級和地級黨報撰寫過數百篇評論文章。這些分量重、質量高的論文和評論,不僅充分顯示出了習總書記作為新聞評論寫作高手的突出能力,而且還有力表達出習近平總書記對新聞傳播工作長期的一貫的熱烈情懷。最為難得的是,習近平總書記當初撰寫這些報刊評論時,都是他本人親力親為。毛澤東、鄧小平曾經大力倡導的省委第一書記要親手動筆寫社論和要學會握筆桿子的優良傳統,在習近平身上得到了生動的詮釋和再現,當是新時期省部級以上領導幹部學習的典範和榜樣。毫無疑問地,習近平總書記這些局部性、區域性的傳媒經歷,不僅為他爾後領導和指導新聞傳播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且還為他在黨的十八大後統帥全局、主政全國工作奠定了厚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我們關切到,習近平總書記上任不久,就多次對新聞傳播工作發表談話、作出指示,尤其是在黨中央新的領導核心班子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發表了意義深遠、影響巨大的歷史性重要講話,史稱“8·19講話”。新聞傳媒學界和業界高度評價這個講話,說它是自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發表的《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重要講話以來,又一個新聞宣傳領域的具有重大價值的指導性講話。由此可以看出,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已然形成和成熟,而解讀和掌握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精義要道,現今已成為新聞傳媒從業者的迫切需要。
 
    一、意識形態工作是極端重要的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意識形態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以深邃的眼光,突出地強調:“歷史和現實反覆證明,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從這些論述可以看出,將黨的意識形態工作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和地位,在我黨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一直是我黨的政治優勢所在,也是我黨的顯著特色所在。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就是靠“兩桿子”即槍桿子和筆桿子,奪取了全國政權。自新中國成立以後和改革開放以來,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我黨最高領導人向來非常重視意識形態工作。他們都曾指出:經濟建設要搞上去,新聞宣傳也要不放鬆;經濟工作做不好,要出大問題,意識形態工作做不好,同樣也要出大問題。由此可見,與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歷屆最高領導人一脈相承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同樣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
    然而,我們又要看到:作為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狀況,是與作為物質基礎的經濟發展水平有著密切關聯的。今天,我們的意識形態工作面臨的社會大環境,同以往相比,具有鮮明的不同特征。首先,我國經濟實力連年上升,現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此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必將在全球產生很大影響。一些西方國家不甘心“歐美中心”的心理優勢面臨空前挑戰,認為我國威脅到它們的根本,它們勢必以各種明暗方式、軟硬手段與我國展開較量。這種較量必然會反映在意識形態領域,從而顯示出我國與國外的思想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鋒,必定更加頻繁,思想文化範圍內鬥爭必定深刻複雜。其次,我國已進入發展關鍵期、改革攻堅期和矛盾凸顯期等多重問題迭加、多項任務並存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新階段。在這種背景下,由於人們思想活動的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和差異性明顯增強,思想文化道德方面必然出現多樣狀態和複雜現象,必然會對主流思想價值觀念產生衝擊和激蕩,甚至於一些腐朽落後的舊思想、舊文化沉渣泛起,如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嚴重地侵蝕著我們社會的健康肌體和心靈。再者,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傳輸技術正以空前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改變著整個社會形態及其存在方式,重新建構和組裝國家的組織結構和行業體系以及制度安排。同時,全球範圍內的意識形態網絡化特點也日益明顯。以上種種情況表明,我們在意識形態領域面臨的複雜局面是前所未有的,遇到的挑戰難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為此,我們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程度必然也是前所未有的。
    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看,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有著決定性作用,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也有著不可輕視的反作用。這就告訴我們,既要抓硬實力,又要抓軟實力;既要搞好物質文明建設,又要搞好精神文明建設;二者都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要求和必備條件。我們既要切實做好以經濟文化建設為中心的工作,從而為做好意識形態工作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又要切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從而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提供有力的精神保障。我們既不能因為埋頭專註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而忽視或小視意識形態工作,也不能過度強調意識形態工作而使之游離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之外,一定要把很好地服務和服從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作為意識形態工作的基本職責和根本遵循。在今天,只有同時抓好經濟建設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幹部,才是真正合格而成熟的領導幹部。偏離任何其中一方,整個局面必定失衡,甚至會犯下一些顛覆性錯誤。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勢對我們各級領導幹部素質和能力,提出的剛性要求和重大警醒。
 
    二、堅持黨性人民性的一致與統一
    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最突出亮點之一,就是對黨性人民性這一重大問題作出了在繼承中發展、又在發展中創新的新表述和新論斷。
    我們知道,關於黨性人民性問題,鄧小平、江澤民等最高領導人都曾發表過看法。習近平繼承和堅持了鄧小平和江澤民在這個問題上的原則底線,他說:認為人民性高於黨性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對這種不正確的錯誤說法,“必須加以廓清和糾正”。他還強調指出:“把黨性和人民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搞碎片化,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也是有害的。”  
    習近平既反對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說法,也反對把黨性和人民性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主張,他明確指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習近平的這一創新觀點是有著深刻而豐富的理論和現實依據的。一是,進入新世紀以後,我黨的隊伍成份發生了很大變化,政黨性質也出現了新元素。2002年黨的十六大修改後的黨章,集中而鮮明地反映了這種新特征。譬如,在談到我黨性質這個重大問題時,過去我們定性為“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新的表述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   這就是說,黨的性質不僅具有階級的構成,而且還有人民的和民族的構成。新元素的構成,豐富了黨的性質,體現了黨執政的群眾基礎、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的統一,切合我們黨的歷史發展和現實狀況,符合時代要求。因此,黨章中關於人民的表述,是新聞學範疇裡人民性“合法化”的一個有力的理論根據,彰顯了時代的文明進步。二是,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了“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的執政理念,進一步強化了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宗旨的執政意識。所以,強調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物為本的價值取向,是對人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的主體作用與地位的肯定,從而也使我們找到了人民性的現實依據。
    我們既不能用黨性來壓垮人民性,也不能用人民性來抑制黨性,二者決不是一對矛盾,因而不可能產生相互制衡的效應。如果將二者對立起來,既傷害了黨性,又損毀了人民性。只有將二者有機地統一起來,尋求最佳平衡點,才能做到準確的判斷和科學的把握。正如習近平指出:“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黨性寓於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黨性和人民性都是整體性的政治概念,黨性是從全黨而言的,人民性也是從全體人民而言的,不能簡單從某一級黨組織、某一部分黨員、某一個黨員來理解黨性,也不能簡單從某一個階層、某部分群眾、某一個具體人來理解人民性。只有站在全黨的立場上、站在全體人民的立場上,才能真正把握好黨性和人民性。”
    堅持黨性,是宣傳思想工作必須遵循的最大原則和最高準則。堅持黨性的核心,就是方向正確,立場堅定,自覺同黨中央保持言行高度一致,堅決維護中央權威,堅定宣傳和傳播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以及重大工作部署。應該看到,當下社會有的單位和有的人存在著或多或少的違反黨性言行,或對政治紀律、宣傳紀律置若罔聞,隨心所欲;或專挑某些黨史國史說事,口無遮攔、毫無顧忌。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要旗幟鮮明地堅持黨性原則”,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否則就是政治上不合格的表現。
    堅持人民性,是宣傳思想工作的根本遵循和基本要求。堅持人民性的核心,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即宣傳思想工作的對象是為了宣傳、動員和服務群眾以及教育引導人民,而不是只註意領導高興、上級滿意。堅持人民性,還要認真研究不同群眾的思想文化需求,有針對性地開展不同職業、不同年齡、不同層次的宣傳工作;註重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的偉大奮鬥和火熱生活,多宣傳報道人民群眾中涌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感人事跡,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精神需求;堅決剋服一些宣傳報道脫離生活、不接地氣、同群眾貼得不夠緊的問題,堅決剋服一味迎合市場帶來的低俗化現象。
    歸結起來,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就是要把體現黨的主張和反映人民心聲統一起來,把堅持正確導向提在首位,始終繃緊導向這根弦,講導向不含糊、抓導向不放鬆。可以肯定,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黨性與人民性從來都是統一和一致的論斷,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方面是一個重大突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聞學方面是一個重大創新。從此以後,我們的新聞理論與實踐就有了一個嶄新的遵循和標尺。
 
    三、把握輿論引導的藝術性統一:“時、度、效”
    習近平總書記熟悉新聞宣傳工作,深諳輿論引導藝術。他不僅懂得和瞭解傳統媒體的背景和運作,而且也懂得、瞭解新興媒體的背景和運作,故此他以極其內行的眼力強調指出:“做好輿論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時、度、效’”。實際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時、度、效”與毛澤東曾經說過的“新聞、舊聞和不聞”,有著一定程度的異曲同工之妙。
    世界上所有大國、強國的媒體都很重視宣傳藝術和報道技巧,我國媒體也不例外。坦率地說,由於我們曾在觀念上比較陳舊,過去相當一段時期不太在意和不註意新聞報道的時機和效果。改革開放以後,雖然我們在這方面改正了不少缺點,也取得了不俗成績和不小進步,但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和少許頑疾。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面臨著更加複雜、更加多變的輿論生態環境,輿論引導的“時、度、效”問題必然是更加重要、更加緊迫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時、度、效”的有機統一,是對信息化社會的輿論引導工作提出了新標準和升華了新境界。13億人口的國度,近千萬平方公里的國土,6億多人數的網民規模,這些基本條件造成我國擁有了全世界最龐大、最喧鬧、最感性的輿論生成市場。輿論是信息流動的表現,而任何流動的信息都是能量的運動,因此,任何具有能量的信息傳播和信息發散,都會要麼是建設力、健康力即正能量,要麼是破壞力、損傷力即負能量。把握好“時、度、效”的有機統一,就是要把信息傳播和信息發散的正能量充分發揮出來,而把它的負面作用最大限度地逼進狹窄時空。
    既然我國是輿論市場大國,那麼它就會每天都冒出許多問題,每天都會生成很多熱點,每天都會出現無數信息交流和傳播。在雜亂無章、頭緒紛繁的信息釐清過程中,我們的報刊、電臺、電視臺、網絡等媒體,要註意不要把點上的問題說成是面上的問題,不要把個別問題說成是整體問題,不要把局部問題說成是全局問題,特別要註意引導廣大人民群眾多看主流,不受支流支配;多看光明面,不受陰暗點影響;多看本質,不受錶面現象迷惑。我們追求輿論引導的終極目標始終是:牢牢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牢牢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
    按照習近平的新聞傳播思想,要把“時、度、效”當作一個整體進行把握,不可只追求其中一項而丟掉另外兩項,也不可只照顧其中兩項而放棄另外一項。不錯,在互聯網時代,信息傳播速度大幅加快的步伐,的確給傳統媒體帶來了空前未有的壓力,尤其對重大事件的報道出現第一時間缺位和失語,已成為不可饒恕的錯誤。然而,任何有經驗的媒體都很清楚:有的事情看似並不起眼,但一經媒體過手傳播和發散,信息頃刻放大幾十倍、幾百倍,進而產生完全意想不到的後果。因此,在報道及時的問題上,我們既要追求首發率,同時還要追求報道分寸,更要追求報道效果;決不可以為了單純地追逐時間優先而丟掉分寸的拿捏和傳播的效果。在報道分寸的問題上,我們既不能以拿不准、摸不透為藉口而失去了最佳報道時機,也不能等待把握好分寸後再去報道而錯過了第一時段。雖然新聞報道有時也需要“事後諸葛亮”,但需要更多的還是有價值的及時發佈。在報道效果的問題上,任何媒體都必須懂得,無論是追求及時發佈還是分寸拿捏,其價值歸宿最終體現在傳播效果的層次方面,即是有效傳播或無效傳播或無用傳播。換句話說,新聞報道和信息傳播的“時”和“度”,最後一定顯示在“效”的落點上。譬如,儘管新興媒體在信息發佈的數量和信息傳播的時間上,都要遠遠高於傳統媒體,但是,前者仍然也存在著與後者同樣的信息選擇問題。正如不是所有的事實傳統媒體都應該報道的一樣,新興媒體也會挑選信息進行傳播。一旦突發事件或公共事件發生,如何報道、怎樣報道;哪些內容適合傳統媒體報道、哪些內容適合新興媒體報道;哪些新聞需要急和搶、哪些信息需要緩和慢;什麼問題僅須報道一下就足夠,而什麼問題卻必須繼續跟蹤;什麼問題的報道需強化,而什麼問題的報道卻要淡化;什麼問題務必第一時間發出報道,而什麼問題需稍看後再繼續報道,諸如此類問題,確實需要媒體深思而為之。又如,有的問題本來是個別的偶發事件,而有的媒體卻做了長時間、高密度報道,這就極可能讓受眾產生錯覺;有的問題需要及時引導,但若媒體是拖拖拉拉地報道,也容易引發炒作,似乎相關部門要遮掩什麼一樣;有的問題剛剛發生,而後續過程有待觀察,若有的媒體爭先報道,就很可能反而造成被動;有的媒體對有些問題閃爍其詞的報道,這也極易產生誤解。
    總之,把握好“時、度、效”的有機統一,不是簡單的事情,需要我們的媒體人具備相當的思想政治素質、大局意識、判斷能力、業務水平和實踐積累。只有真正把握好了“時、度、效”的有機統一,我們的輿論引導工作才能夠涉過險灘,闖過難關,再上新臺階,創出新態勢,展現新天地。
 
    四、必須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必須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以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身份提出“大宣傳工作理念”,這在我黨新聞宣傳史上還是第一次。它有力地表明,習近平總書記為互聯網時代的新聞宣傳工作指明瞭正確的方向,同時也反映出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互聯網時代新聞宣傳工作的新思考和新安排。
    首先,時代催生了大宣傳工作理念。網絡的社會性和互動性極強,如今已經將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部門、各個行業和各個階層、各個群體、各個個體越來越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任何一件事情的出現,往往是牽涉多個方面,波及多個部門,僅僅依靠宣傳部門出面處理,在實踐上常常是行不通的,在觀念上更是落後於形勢。因此,在當下社會,倘若要做好宣傳思想工作,僅僅依賴宣傳部門是肯定不夠的,必須全黨動手、多方協力,動員各條戰線、各個領域、各個部門的行政管理、行業管理、社會管理一起參與,相互溝通和協調,相互配合和支持,共同營造健康、活潑、生動、有序的輿論氛圍和傳播環境。
    其次,大宣傳工作是構建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方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嶄新概念及其建立社會治理體制機制的奮斗方向。毫無疑問,按照黨中央的要求,我們必須把新聞宣傳工作納入進整個國家治理的體系之中。惟其如此,大宣傳的工作理念才能夠落到實處,促進輿論引導工作穩步前進。
    總之,樹立大宣傳的工作理念,是形勢和任務所迫,是機遇和挑戰所迫。我們的各級黨委要負起政治責任和領導責任,抓好理論創新和手段創新,加強對宣傳思想領域重大問題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戰略性任務的統籌指導,不斷剋服“本領恐慌”,提高領導宣傳思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積極探索有利於破解工作難題的新措施新辦法,努力以思想認識新飛躍打開工作新局面。
 
    五、牢牢掌握輿論引導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互聯網的革命性力量,正在深刻改變著我們的一切;它那無與倫比的社會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力量,正在深刻影響著我們宣傳思想工作的環境、對象、範圍和方式。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的牢牢掌握,已成為我們今天輿論引導工作的行為要旨和必然需求。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鬥爭的主戰場,因此我們必須把網上輿論工作作為宣傳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習近平總書記的這個判斷,極具現實指導意義。從國際上看,西方反華勢力一直圖謀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叫囂要通過網絡渠道對我國進行大規模的滲透,“展開較量”。我們能否在互聯網這個戰場頂住壓力,贏得勝利,將直接關係到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權安全。從國內方面來看,有些人自覺不自覺地充當西方敵對勢力的應聲蟲和代言人而煽風點火,渾水摸魚;有些人出於不良動機或私欲發泄而胡言亂語,信口雌黃;還有一些人由於諸多不順或報複社會而造謠生事,推波助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聽任以上現象橫行泛濫,勢必搞亂黨心民心,危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安全。
    在事關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則問題上,我們必須增強主動性、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誣衊詆毀的言論,一切報刊圖書、講臺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臺、舞臺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信、微信、博客、播客(視頻分享)、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我們要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輿論鬥爭,幫助幹部群眾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當然,對一般性爭論和模糊認識,不能靠行政手段解決,而是要靠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力量和科學性邏輯,靠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用真理揭露謊言,讓科學戰勝謬誤。同時,我們也不能放鬆依法加強網絡社會管理,加強網絡新技術新應用的管理,使我們的網絡空間敞亮而清朗。
    新興媒體的崛起不但開闊了我們的視野,而且還拓展了我們的思路;我們的陣地意識進一步豐富和擴充,我們的對外宣傳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傳播已大大不同於傳統媒體主宰輿論時期,新興媒體的信息發佈已是無國界、無地域、無身份,打破了既往的種種限制和諸多隔離。儘管國際輿論場上西強我弱的局面一時難以改變,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們不願作為、無法作為和不敢作為。我們要立足前所未有的國際地位,充分利用互聯網為我們進入國際社會創造的有利條件和大好時機,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風采,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話語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提高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方面為我們樹立了學習的榜樣。習近平總書記在每次出國訪問的重要致辭中,總要講幾個感人的故事,以打動受訪國民眾的心靈,從而在國際社會產生了強烈的親和力和感染力,收到了很好的傳播效果。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緊緊抓住新中國成立60餘年來和改革開放30餘年來空前未有的國際傳播走出去的戰略機遇,我們就一定能夠積極發揮出主動性和創造性,促使我們的國際話語權有較大改觀和優質提升。
    最近,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習近平總書記為此發表了重要講話。這份綱領性文件和這個重要講話,是黨中央向我們發出了傳媒改革的動員令和集結號,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深遠歷史意義。它無可辯駁地證明: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視野開闊,目光銳利,見識卓越,高度關註世界傳媒界的潮流趨向,高度重視中國傳媒事業的發展大勢,準確而精辟地指明瞭媒體融合發展的方向、原則、戰略和路徑。無論在中國改革史上還是在中國新聞傳播史上,它都是一個標誌性的重大事件。我們要始終堅持:不管媒體怎樣融合發展,社會主義必是所有媒體的政治底色,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必是所有媒體的政治核心,人民至上觀念必是所有媒體的政治靈魂,牢牢掌握輿論引導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必是全部新聞宣傳工作的政治底線。
    胸襟決定境界,境界決定思路。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必將在我國新聞傳播史和我國宣傳思想工作史上書寫下濃墨重彩的華麗篇章!
 
(原文標題:習近平新聞傳播思想的精義要道)
 
(編輯:SN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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